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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史專欄 >> 永恒記憶:革命火種早早在農大點燃
      永恒記憶(17)——開啟回憶的閘門(四)

      發布日期:2015-01-22訪問次數: 信息來源:檔案與校史館字號:[ ]

      原北京大學農學院地下黨部分黨員:難忘的戰斗

        北京大學農學院是解放戰爭期間北京大學各學院中人數最少的一個學院,學生不過二三百人。由于學生中間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的人數較多,國民黨反動派始終加強對北大農學院的控制,把農學院作為他們破壞整個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突破口。農學院地下黨支部展開了艱苦的斗爭,經過1945年至1947年近兩年的斗爭,黨壯大了自己的隊伍,終于扭轉了反動勢力在學校橫行霸道的局面,做到了能夠控制局勢。

        北大農學院的黨組織是在1945年9月建立的。最初領導農學院支部的是張大中同志,后來是佘滌清同志,協助他們具體領導的是周大澂同志。從1948年春季起,項子明同志領導農學院支部,直到北平解放。

        農學院早期支部(1945─1946)由周大澂任支部書記,委員有方大來、黃達南、蔣振寶、藍玉崧。前后黨員共30多人。他們是:周大澂、張鶴宇、秋粟、黃達南、何釗、藍玉崧、蔣振寶、方大來、吳汝焯、王鳳耀、董玉琛、張杞、孫毓瀛、龐紹清、賈大瀛、趙樹滋、張器先、黃蘆、黃海、李義卿、李振遠、龐爾鴻、蔡禮家、張金波、劉宗善、袁平書、章孝貞、梁穎芳、王寶康、孫大韶、蘇麟、劉貴良等,以及后來“沙農”的張仲威、張肇鑫和顧方喬等同志。這些同志除周大澂和秋粟是抗日戰爭后期入黨以外,多數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到1946年期間入黨的。當時除周大澂和張鶴宇同志是教師,劉貴良同志是工人外,其余都是學生。

      一.最初的戰斗

        抗日戰爭勝利后,農學院的多數同志正統觀念濃厚,對國民黨抱有幻想,因此黨當時面臨的中心任務就是揭露美蔣反動派的罪惡面目,提高廣大群眾的覺悟。

        1945年9月國民黨反動當局頒布了“偽專科以上學校在校生、畢業生甄審辦法”。當時北大農學院被編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的“第四分班”,強令等待甄審。地下黨開展的第一次戰斗就是反甄審斗爭,揭露國民黨這一迫害學生的反動陰謀,喚醒廣大群眾共同戰斗。

        對于反甄審運動,學校反動當局雖然竭力進行破壞,但是由于這是關系到廣大同學切身利益的事情,大家同仇敵愾,奮起反對,致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未能得逞。反甄審運動的勝利達到了喚醒群眾,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的目的,并且成為農學院學生運動的新起點。

        在反甄審取得初步勝利情況下,地下黨要求開展多種形式的社團活動,進一步發動群眾參加到學生運動的行列中來。當時黨員參加領導的壁報就有10余種,如《野草》、《拓荒》、《處女地》、《新農》、《耕耘》等。這些壁報分別團結了一批群眾,起了重要的宣傳教育作用,提高了同學的覺悟,不少人成了學生運動的骨干。通過這一階段的工作,學生思想活躍起來。大家在進步與反動、民主與獨裁之間進行了深刻的思索與慎重的抉擇。他們參加過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反蘇大游行”,他們在農學院聽過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葉青的兩次反共報告,他們目睹了國民黨特務制造的“音樂堂事件”,他們又經受了當“偽學生”要接受甄審的痛苦滋味,但就在這一時期他們又聽了周揚、錢俊瑞同志來北大作的講演和光未然同志朗誦《民主在歐洲旅行》的著名詩篇,他們不光看過我黨公開出版的報紙,甚至還閱讀過偽裝封面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整風文獻》等書籍,有的人甚至還和幾個知心同學黑夜在宿舍里從短波中收聽來自解放區的新聞廣播。兩相比較,他們就不再輕信國民黨的造謠與謊言,而靠攏了共產黨,進步隊伍壯大起來了。

        1946年春天,在北平地下黨的統一部署下,農學院也組織了去張家口解放區的參觀活動。參觀的人有黃蘆、袁平書、葉辰瀛、楊靜芳、章孝貞、劉儀、王寶康、王天佑等,加上當年暑假抽調回解放區總結工作的黨員,共達30人左右。在那里,他們學習了革命理論,參觀了學校、工廠,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進行了座談,受到了晉察冀邊區黨政領導同志的接見。他們還會見了艾青、丁玲、蕭軍和吳伯蕭等白區進步青年敬佩的作家。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同志還親自找他們談話。這次參觀學習活動,使他們受到了一次生動、深刻的教育,有力地促進了革命人生觀的建立,并且使他們懂得了蔣管區的學生運動與整個中國革命斗爭的關系。他們回到北平以后,向周圍的群眾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使群眾對于共產黨、八路軍和解放區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們之中許多人先后入黨或成為學生運動的骨干。

        這一階段的斗爭,農學院的黨組織打開了局面。同志們熱情很高,但經驗不足,對于我黨“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白區工作方針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理解不深,只憑熱情,單槍匹馬地和敵人斗爭,使不少同志過于暴露。以至在1946年7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議、發動全面內戰、白色恐怖加劇的時候,有些同志不得不轉移撤走,加上畢業離校和轉入其他學校的同學,先后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黨員撤離學校。這時又正值學校由城內遷至西郊羅道莊,遠離了兄弟院校。農學院的斗爭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加艱苦的階段。

      二.到羅道莊以后

        為了總結這一段工作的經驗,不少同志在1946年暑假期間被調回解放區學習。通過總結,充分認識到必須深入細致地做好群眾工作,才能使學生運動持久地開展下去。這一指導思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了貫徹實施。當時黨組織要求每個黨員都學會做群眾工作,和群眾交朋友,了解群眾的愛好。每個黨員都從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周圍團結一批群眾。當時學校剛遷至西郊羅道莊,學生都住在學校里。為了做群眾工作,在住宿方面黨員有意和群眾住在一起。有的同學喜歡政治時事或者文藝,我們便組織他們參加讀書會,學習馬列主義或閱讀進步文學著作;有的同學喜歡文娛、體育,我們便組織他們參加歌詠隊、體育隊;有的同學學習吃力,我們便組織溫課小組,和他們一起復習功課;有的同學經濟困難,我們便組織勤工儉學。“五二〇歌詠團”、“海風圖書館”、“農村識字班”等有影響的群眾組織都是這個時期創辦起來的。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風圖書館”的活動。這個傳播進步書刊的圖書室是由梁國璋、袁平書、劉宗善同志在學生宿舍中自愿擠出一間房子,自己捐助創辦起來的。為了買書,梁國璋等同志經常節衣縮食,把有限的助學金節省下來買書。那時地下黨領導下的“中外出版社”經常銷售一些進步書刊,甚至還經銷解放區出版的書籍。黨組織知道來了新書刊的消息后,總是事先通知我們,我們千方百計將這些書買到手,然后通過各種渠道,把它們傳播到同學手中。后來“海風”還逐步擴大活動范圍,如曾和“中蘇文化協會”聯系,在學校圖書館的閱覽室舉辦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圖片展覽。用這種公開的方式向蔣管區廣大師生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為了把更多的同學吸收到進步同學的行列中來,我們除了組織罷課游行外,也注意組織一些學術活動。1947年我們就以“海風社”的名義,邀請當時清華大學農學院院長、著名植物生理學家湯佩松教授來校做學術報告,介紹他參加歐洲國際生理學術會議的情況,許多科學家和同學都出席了這次報告會。這樣就扭轉了人們以為進步學生只搞罷課游行,不努力讀書,不鉆研科學的看法。

        為了團結群眾,黨支部要求每個黨員要認真為群眾辦好事。1946年冬天,同學們非常希望有個冰場。當時正值數九寒天,又在大考前夕,我們就派黨員在夜里冒著寒風,為同學潑冰場。1947年夏季學年考試前夕,有一名黨員突然被選為伙食團的主要負責人。事后我們了解到這是有的國民黨學生故意搞的動作,其用心在于使這個黨員沒有足夠的復習時間,考試不及格而被開除。黨支部專門研究了這個問題,決定抓住這個機會,把為群眾的工作辦好。于是,就鼓勵這個同學承擔起伙食團的任務。他把伙食辦的蠻好,使同學們在考試期間吃得滿意,受到了贊揚。他本人由于努力準備,考試也及格通過。

        正是通過這些細致平凡的工作,使黨組織與群眾產生了親密無間的關系,在后來的斗爭中能夠做到風雨同舟,患難與共。

      三.在風雨中鍛煉成長

        農學院遷到西郊羅道莊以后,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和兄弟院校一起投身到全國轟轟烈烈的反對美蔣反動派的“第二條戰線”斗爭中去。在同美蔣反動派的斗爭中,同農學院內國民黨的斗爭中,廣大師生成長起來,逐漸形成一支敢于戰斗的隊伍,使校內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從而做到能夠控制學校的政治局勢。

        這里我們敘述一下1946年至1948年期間農學院地下黨支部領導的幾起重大斗爭。

        1.抗暴斗爭

        1946年12月“沈崇事件”發生后,當時農學院學生中民主進步力量還處于弱勢,地下黨學委根據我院具體情況,指示要力爭參加到全市的斗爭行列中去,實在做不到,就在學校內罷課,揭露美蔣反動派的罪行,借以教育群眾。支委會反復研究了學校情況,決定要盡最大努力爭取參加全市的統一行動。后來事實證明學委的決定是正確的,農學院第一次走上街頭,既教育、提高、鍛煉了我們的隊伍,也在我院打開了大規模政治斗爭的局面。

        “沈崇事件”發生以后,北大法學院王祿慶等同學來學院宣傳,女同學楊靜芳把他們領到食堂,向正在吃飯的同學報告了事實真相和北京大學“抗暴委員會”關于罷課游行的決定。同學們聽了無不義憤填膺,但有的國民黨、三青團學生卻站出來反對,并大打出手,一時食堂內饅頭飛舞,混亂不堪。他們的無理搗亂更激起同學們的義憤,群眾建議到圖書館樓下的禮堂去開大會。當時被推選出來主持會議的是進步同學葉辰瀛和楊靜芳。搗亂者在會上按照他們上級的授意說,“沈崇事件”是“共產黨的美人計”,不要上當,等等。經過激烈辯論,一些平時政治上持中間態度的同學也紛紛站出來慷慨陳詞,強烈要求和北大其他兄弟院校一致行動,在群情激憤的氣氛下通過了農學院罷課游行的決議。全校教師支持學生這一正義行動,進行罷教。同學們進過連夜準備,第二天即12月30日,原計劃乘校車到城里去參加游行示威,不料有人故意搞破壞,扎壞了車胎,大家只好臨時改乘卡車,冒著凜冽寒風趕到城里,終于和兄弟院校的游行大軍匯合在一起。這是農學院第一次走上街頭,和大家一起喊出了“美國兵滾出中國去”這一反映我國億萬人民心愿的政治口號。通過抗暴斗爭,老師和同學的政治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更加看清了美蔣勾結與人民為敵的反動本質。

        這次參加的人數雖然不多(約占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但在國民黨影響很大的農學院里卻打開了我們搞政治運動的新局面。

        2.五二〇反饑餓、反內戰的斗爭

        如果說抗暴運動在農學院發動群眾還不夠充分,我們還缺乏組織經驗,那么經過將近半年的鍛煉,到1947年舉行五二〇反饑餓、反內戰大游行時,我們這支隊伍,無論從思想基礎還是從組織狀況來看,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在游行的前夕,同學們集中在女生宿舍樓下的大廳里,寫揭露美蔣反動派的大字報,準備游行用的標語、旗幟,研究應付游行時可能出現的各種破壞的措施。大家徹夜未眠,宿舍里燈火通明。為了保證與兄弟院校的聯系暢通無阻,我們派專人輪流值班,控制學生宿舍的電話。由于得知有的國民黨、三青團學生準備和反動軍警一起在進城的路上攔阻農學院的游行隊伍,我們便臨時決定把隊伍分成若干小組,分別由幾條路線進城,約定準時在國會街北大四院和北大西齋宿舍集合,然后到沙灘參加游行大軍。一路上我們和其他院校的同學一道向街頭的市民發傳單,寫標語,進行宣傳,人人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每個參加者都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鍛煉。這次運動我們準備得充分,組織得也較好,全校罷課、罷教,參加游行的同學比抗暴斗爭時增加了一倍多。

        當游行勝利結束,同學們回到學校后,發現學校有人趁同學不在校時,竟進行了一場大洗劫。他們撕毀了同學們寫的反饑餓、反內戰的大字報和標語,到處貼滿了反動標語和污蔑進步同學的大字報,還動手毆打了留在學校的進步同學田玉瓏、趙福元等人。同學們目睹這一切,激起了更大的義憤,大家不顧一天一夜的疲勞,立即動手寫了更多的革命的大字報和標語,覆蓋了哪些反動宣傳品。我們向老師宣傳運動的意義,請他們公開簽名支持學生的正義罷課;有的國民黨學生威脅老師去上課,遭到了老師們的嚴厲斥責。當他們威脅農化系的黃瑞綸教授去上課時,黃老師憤怒地說:“我是中國人,我的心同廣大同學在一起,我不能去上課。”五二〇運動后,農學院大多數中間同學轉向了進步方面。在這個基礎上,地下黨學委指示我們要進一步發展壯大自己的隊伍,要深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使運動向縱深發展。在五二〇運動以后,我們采取多種形式開展宣傳活動。例如我們請有威望的老師講為什么要反內戰的道理,會上李景均、林傳光、姜秉權、申葆和等老師慷慨陳詞,指責國民黨挑動內戰禍國殃民,在老師和同學中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我們還改組原“北農合唱團”為“五二〇歌詠團”,成立了“五月新詩社”。話劇團、壁報社、“海風圖書館”等團體從不同角度進行宣傳工作。黨員袁平書以“海風圖書館”的名義,利用國民黨報紙上的戰局地圖拼湊起一張全國內戰形勢圖,明顯地畫出蔣管區被我解放區包圍的大好形勢,在同學中發生了很大震動。劇團演出“凱旋”等反內戰活報劇,合唱團唱出許多反內戰的歌曲,一時校園內彌漫了反內戰的強烈氣息。為了使同學深刻了解國民黨統治下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我們成立了“工人夜校”、“農民子弟識字班”等組織,發動同學去教工人和附近貧苦農民子弟學文化、唱進步歌曲,借以接觸社會實際,接受教育。我們組織了二三十名同學在學校附近的農村里進行活動,上學的學生近百人,同學和貧下中農子弟結下了深厚的感情。為此,學校里有的國民黨學生和“華北剿總”,還有當地警察保甲一起查封了識字班,還威脅農民不許他們的孩子到識字班讀書,這充分暴露了他們的虛弱型。通過這一活動,使同學們看到了國民黨統治下社會的腐朽狀況,因而提高了覺悟,堅定了自己救國救民的責任感。

        3.選舉學生自治會的斗爭

        1947年地下黨學委決定北大各學院統一成立學生自治會,以“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這一合法權力機構作為一面旗幟,在社會上進一步推動學生運動。因為農學院的國民黨的影響比其他學院大,于是北大訓導長陳雪屏就選擇了農學院作為破壞成立全北大學生自治會的突破口。聽說他親臨農學院坐鎮,指揮搞破壞活動。

        為了爭取選舉的勝利,北大地下黨領導同志項子明多次召開支委會研究情況部署工作。聽說在北大各學院為了奪取成立全北大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權力機構,敵我雙方進行了劇烈的爭奪。在學生會選舉期間,反動派用盡了威逼利誘手段。有時大打出手威脅中間同學投他們的票,有時派出女同學到處啼哭爭取選票,群眾諷刺這種選票為“哭票”。我們農學院的工作也很艱苦,往往要一個人一個人的去說服爭取。在學生宿舍里有時我們前腳走了,國民黨學生隨后就進去,雙方為了爭奪一張選票,從國家大事到個人前途爭論得相當激烈。投一張票已遠遠超出了選什么人的問題,而是表示他贊成哪一種政治。因此對每個人來說,幾乎都有決定雙方勝敗的可能。斗爭是極其尖銳的。從選舉辦法的制定到候選人的產生無不經過長時期的激烈爭論。至于選票,則是一張一張爭取的。斗爭的焦點一開始就集中在北大農學院的學生自治會是整個北大學生自治會的一個分會,還是與總會平行的一個組織。斗爭的結果通過了農學院的學生自治會是全北大學生自治會總會的一個分會。這就從總的戰略上挫敗了陳雪屏等人企圖分裂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陰謀。黨支部從候選人名單提名到競選策略以及依靠、團結、爭取什么人的問題,都一一做了分析,而且分工落實到每個人。由于工作做得深入細致,所以當選舉開始的時候,顯得有條不紊。為了使選票均勻有效的分布,我們動員中間同學先投票,隨時計算每個候選人得票的情況,然后再由進步同學按照填平補齊的原則投票,這樣我們的票就很集中,幾乎沒有任何分散和浪費。對方的選票則零零落落,當唱票結束,等不到宣布選舉結果,一些國民黨、三青團學生就離開了會場。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們勝利了。

        勝利使我們激動得徹夜未眠。在以后的斗爭中,同學們更加親如兄弟姐妹。消息傳到北大其他各院,同學們為我們歡呼,為我們祝賀。黨組織也為我們所取得的成績高興。項子明同志第二天親自來到農學院,我們支委會就在如今玉淵潭(那時則是一片蘆葦蕩的岸邊)向他詳細地匯報了選舉斗爭的前前后后。

        事實告訴我們,廣大群眾是能分清是非的,不論環境多么艱苦,群眾是支持民主力量的,靠威逼利誘是騙不了、嚇不倒群眾的,只要我們不脫離群眾,勝利終究會到來。

        4.八一九大逮捕的前前后后

        1948年暑假,國民黨即將覆滅的前夕,在北平進行了一場瘋狂的逮捕,即八一九大逮捕。大逮捕之前,地下黨組織已經有所準備,對黨員進行了氣節教育。項子明同志還給我們介紹了北大沙灘和北大工學院兩起地下黨員被國民黨特務發現追蹤設法逃脫的經驗。他要求我們隱藏或焚毀可能被敵人找到借口進行迫害的文件和書籍。對于需要轉移、隱蔽的黨員,也做了安排。但是敵人究竟何時行動,我們難以預計。8月19日國民黨的報紙上公布了250人的捕人名單,限這些學生第二天到特刑庭投案。農學院上了名單的有袁平書同志等6人。除了報上的名單之外,敵人還有個內部的黑名單。

        當天農學院有的國民黨學生配合外面的警察、特務,埋伏在學校附近,給特務指點要逮捕的同學。那天上午第一個被捕的是秋粟同志。她是在校門外被警察、特務捕到的,在被扭送到附近公主墳派出所的途中,遇到黃瑞綸教授。秋粟請黃老師轉告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們:她被捕了。消息傳到學校后,在校的同學樊世航等紛紛趕去營救。在趕往現場過程中,黃蘆又被埋伏在附近的特務逮捕。當特務逮住黃蘆時,黃蘆說他不是黑名單上的人。特務掏出另一個名單說,這兒還有個名單。當黃蘆被押送經過農學院教職員宿舍門口時,適值進步講師申葆和等騎車外出,看見特務抓人,立即挺身而出,阻攔特務、警察,不讓他們把人帶走。很多老師和同學聞聲而出,把警察團團圍住,和他們展開了激烈的說理斗爭。這時虞佩玉同學從學校里開出證明信,證明黃蘆是農學院學生,不準特務捕人。在這混亂之際,黃蘆乘機跑了,他躲進教師宿舍。特務見黃蘆跑掉,惱羞成怒,又從趕來營救的同學中抓走了王昭樹、王兆一兩人(一為盟員,一為進步同學)。吳汝焯、葉辰瀛是在當天下午乘學校班車返校途徑公主墳時,在校車上被捕的。當天被捕的農學院學生還有王步灜、蔡福三,先后共7人(黨員2人,盟員2人,進步同學3人)。

        在上述同學被捕的同時,國民黨特務、警察包圍了農學院和教員住宅區整整六七天,準備進校捕人。在這緊張的局勢下,留在學校的黨員和進步師生緊密團結在一起,開始了一場反對國民黨進校捕人和營救被捕同學的斗爭。首先是農學院的講助會通過農學院院長俞大紱向北大校長胡適提出:營救被捕同學,反對國民黨軍警進校搜查捕人。其次是幫助有可能被捕的同學轉移。這一斗爭,充分顯示了群眾力量的偉大,出現了許多動人的事例。如黃蘆在群眾的掩護和搶救下,從現場逃進教師住宅區,先后藏在吳仲賢、姜秉權、張立教等幾位老師的家中。有一段時間,他隱蔽在張立教先生家的頂棚上面,每天三餐由申葆和老師做好送來,再由張老師送給黃蘆,并向他傳達外面的情況。地下黨員張鶴宇老師和申葆和老師還不止一次地在夜間從草叢中爬出來,潛入張立教老師家里與黃蘆會面,告訴他如何與黨組織聯系,準備轉移。為了幫助黃蘆轉移,張鶴宇等老師花了不少力氣,從制造假身份證、準備化裝衣服到勘察路線,都做了仔細安排。臨走的那天,趁校警還沒起床,申葆和偷偷打開校門,然后張鶴宇、申葆和老師和虞佩玉同學護送黃蘆出校,張鶴宇再從豐臺車站護送黃上車,使他安全離開北平轉移到天津。在天津的7天里,黃蘆由楊靜芳的中學同學、一個與他素不相識的南開大學進步學生程德華掩護,并由他們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將黃從天津安全撤回解放區。

        在八一九大逮捕前后,北大農學院的師生員工空前團結,勇敢機智,不畏強暴,戰勝了敵人的瘋狂進攻。

        虞佩玉當時是學校中年紀最輕的女同學之一,我們都叫她“小鬼”。八一九大逮捕前,她不怕風險幫助地下黨同志將海風圖書館里的進步書籍轉移到當時協和醫院院長李宗恩的家里。八一九大逮捕中,她從學校開來證明掩護黃蘆脫險;她又幫助黃蘆由姜秉權先生家轉移到張立教先生家里;黃蘆隱蔽以后,為了出走,她又到男生宿舍找來黃的照片做假身份證;最后她還幫著護送黃蘆出校。秋粟被捕以后,她只身到公主墳派出所為營救秋粟同敵人大吵大鬧,表現得非常勇敢。

        女同學李樹錚、史錫瑜和虞佩玉等,還多次去探視秋粟。她們把自己有限的東西做了吃食送給被捕的同學。她們還代表學校里的同學在中秋節給獄中同學送去禮物。

        當特務闖進學校調查進步女同學的行蹤時,女生宿舍的一位女工友胡編亂造了一些詞句哄騙了特務,掩護了同學。女生宿舍一位燒鍋爐的工人,在八一九前夕,地下黨同志焚燒海風圖書館的部分進步書刊時,他從旁進行掩護。由于大家團結一致,在反動軍警包圍學校一周以后,國民黨派來一位少將帶人到學校進行搜查,終因進步同學已安全轉移,他們毫無所獲,就撤消了對學校的包圍,全部被捕的同學也陸續得到釋放。

        這場斗爭以鐵的事實證明,共產黨人是時刻不能脫離群眾的,黨教育了人民,人民哺育了黨,黨和人民是生死與共、血肉相連的。

      四.迎接解放

        八一九大逮捕以后,不少黨員撤回解放區,學校里只剩下少數黨員。開學以后,張肇鑫、張仲威、顧方喬等幾名南系黨員在沙灘理學院讀完基礎課后轉入羅道莊農學院學習。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地下黨員公開身份時,全市黨員3000人,其中學校黨員2000人,農學院包括教師、學生和工人在內黨員只有10人。這時學校黨組織的任務已不再是搞大規模的運動,而是繼續隱蔽,深入群眾做扎扎實實的群眾工作,迎接解放。

        北大農學院地處西南郊,離城約十里。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撤進北平城里,農學院就成為我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的最前線了。圍城之前,潰敗下來的國民黨軍隊強行逼走了住在羅道莊院部的全部師生,師生財物被搶劫一空。但是新北京的教員住宅區里,仍有農學院院長俞大紱教授、農藝系主任李景均教授、園藝系主任陳錫鑫教授以及汪菊淵、馮兆林、姜秉權、申宗圻、陳道、華孟、申葆和等多位老師和部分家屬堅守在那里,加上從城里陸續回來的師生約有30人。

        在這以前,地下黨領導人周大澂同志曾部署過迎接解放、護校等準備工作。后來,因為農學院變成前線,校內黨組織無法與上級取得聯系。不久,人民解放軍知道教員住宅區還住著北大農學院的一些師生。此時,以葉劍英同志、彭真同志為首的準備入城的北平市委已進駐良鄉,由于得知據守北平的敵軍可能向西南方向突圍,為了保證師生的安全,市委派先期到達解放區的張鶴宇同志持葉劍英同志致俞大紱院長的信函來到農學院,要求師生轉移到安全地區。此前,解放軍一位萬軍長還特意會見了俞大紱院長和李景均教授。黨的親切關懷,極大地鼓舞了農學院師生。

        俞大紱院長連夜召開了全體教師會議,研究轉移的問題。第二天,他又親自參加圖書、儀器的整理工作。汪菊淵老師等都和青年教師一起搬運圖書、儀器。在人民解放軍的掩護下,1949年1月1日清晨留校師生順利到達解放區良鄉。

        在良鄉,師生們受到黨和政府的熱情接待。葉劍英同志親自宴請了全體教師并講了話。錢俊瑞同志和文管會的同志又和教師座談,幫助大家學習黨的政策。在良鄉住了將近一個月,終于迎來了平津戰役的偉大勝利。在這一段時間里,對于每一個已經獲得解放的農學院師生來說,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在結束這篇簡短的回憶時,不禁使我們想起從前那些難忘的戰斗歲月,許多熱情剛強的面孔又涌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親愛的戰友孫大韶、王寶康、葉辰瀛等同志由于“四人幫”的迫害,過早地含冤死去,高桂芝(高平)等同志也已因病逝世。特別是擔任北農地下黨領導工作的周大澂同志,正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因受“四人幫”的迫害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對創建北農地下黨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難以忘記他對我們這些年輕黨員熱情的幫助。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當前,全黨全國人民正在為貫徹黨的十二大精神,努力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而奮斗,我們只有努力工作,以優異的成績作為對戰友最好的悼念。

        (劉宗善執筆,2001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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